第一部
他和祁老人谈诗,谈字画,祁老人不懂。祁老人对他讲重孙子怎么又出了麻疹,二孙媳怎么又改烫了飞机头,钱先生不感趣味。但是,两个人好像有一种默契:你说,我就听着;我说,你就听着。钱默吟教祁老人看画,祁老人便点头夸好。祁老人报告家中的琐事,默吟先生便随时的答以“怎么好?”“真的吗?”“对呀!”等等简单的句子。若实在无词以答,他也会闭上眼,连连的点头。到最后,两个人的谈话必然的移转到养花草上来,而二人都可以滔滔不绝的说下去,也都感到难得的愉快。虽然祁老人对石榴树的趣味是在多结几个大石榴,而钱先生是在看花的红艳与石榴的美丽,可是培植的方法到底是有相互磋磨的必要的。
她的心好像比她的身体老的多,她看得很清楚:患难是最实际的,无可幸免的;但是,一个人想活下去,就不能不去设法在患难中找缝子,逃了出去——尽人事,听天命。总之生在这个年月,一个人须时时勇敢的去面对那危险的,而小心提防那“最”危险的事。你须把细心放在大胆里,去且战且走。你须把受委屈当作生活,而从委屈中咂摸出一点甜味来,好使你还肯活下去。
(资料图)
今天,长顺告诉外婆:“不要紧了,我可以出去作买卖啦!上海也打上了,咱们的飞机,一千架,出去炸日本鬼子!咱们准得打胜!上海一打胜,咱们北平就平安了!”
外婆不大信长顺的话,所以大着胆子亲自到门外调查一下;倒仿佛由门外就能看到上海似的。
瑞宣听完二弟的话,本要动气。可是,他心中忽而一亮,从二弟身上找到了一个可以自谅自慰的理由——还有比我更没出息的人呢!这个理由可并没能教他心里快活;反之,他更觉得难过了。他想:有他这样的明白而过于老实的人,已足以教敌人如入无人之境的攻入北平;那么,再加上老二与冠晓荷这类的人,北平就恐怕要永难翻身了。由北平而想到全国,假若到处的知识分子都像他自己这样不敢握起拳头来,假若到处有老二与冠晓荷这样的蛆虫,中国又将怎样呢?
思前想后,他决定不了什么。越决定不了,他就越焦躁;他头上出了汗。最后,他想到:即使日本人本不想在今天屠杀,焉知道我们的学生中没有向日本人扔一两个炸弹的呢?那么多的学生难道真的就没有一个有胆气的?是的,今天在北平投一两个炸弹也不过像往大海中扔一块小砖儿;可是,历史是有节奏的,到时候就必须有很响的一声鼓或一声锣。豪侠义士们便是历史节奏中的大锣大鼓。他们的响声也许在当时没有任何效果,可是每到民族危亡的时机,那些巨响就又在民族的心中鸣颤。那是天地间永久不灭的声音。想到这里,他的理智无论如何再也不能控制住情感。不管是生是死,他须到天安门去看看。
瑞丰不知道会开得好与不好,而只知道它不很热闹,怪别扭。现在,听了冠先生的话,他开始觉得会的确开得不错。他所受过的教育,只教给了他一些七零八碎的知识,而没教给他怎么思想,和怎么判断;因此,他最适宜于当亡国奴——他没有自己的见解,而愿意接受命令;只要命令后面还随着二两酒或半斤肉。
我小崔可是在这儿,赤手空拳,收拾个日本兵!我心里能够不痛快吗?打着打着,出了奇事。他说了中国话,东北人!我的气更大了,可是我懒得再打了。我说不上来那时候我心里是怎么股子味儿,仿佛是恶心要吐,又仿佛是——我说不上来!他告了饶,我把他当个屁似的放了!祁先生,我问你一句话,他怎会变成了日本人呢?”
老一辈的东北人永远是中国人。在‘九一八’的时候才十几岁的,像你打的那个兵,学的是日本话,念的是日本书,听的是日本宣传,他怎能不变呢?没有人愿意作奴隶,可是,谁也架不住一天一天的,成年论月的,老听别人告诉你:你不是中国人!”
“真的吗?”小崔吃惊的问,“比方说,天天有人告诉我,我不是中国人,我也会相信吗?”
“你不会!倒退几年,你就会!”
“祁先生!那么现在咱们的小学生,要是北平老属日本人管着的话过个三年五载的,也会变了吗?”
瑞宣还没想到这一层。听小崔这么一问,他浑身的汗毛眼都忽然的一刺,脑中猛的“轰”了一下,头上见了细汗!他扶住了墙,腿发软!
“怎么啦?”小崔急切的问。
“没什么!我心里不好受!”
第二部
他已经不愿再为像过年这路的事体多费什么心思,正像他不关心冬天有皮袍没有一样。他的心长大了。他并无意变成个因悲观而冷酷的人,也不愿意因愤慨而对生活冷淡。他的忽略那些生活中的小事小节,是因为心中的坚定与明朗。他看清楚,一个具有爱和平的美德的民族,敢放胆的去打断手足上的锁镣,它就必能刚毅起来,而和平与刚毅揉到一起才是最好的品德。他还愁什么呢?看见山的,谁还肯玩几块小石卵呢?皮袍的有无,过年不过,都是些小石子,他已经看到了大山。
可是,中国的抗战绝不是黩武喜杀,而是以抵抗来为世界保存一个和平的,古雅的,人道的,文化。这是个极大的使命。每一个有点知识的人都应当挺起胸来,担当这个重任。爱和平的人而没有勇敢,和平便变成屈辱,保身便变为偷生。
瑞宣半天没能回出话来。他没料到自己的闲话会在这个青年的心中发生了这么大的效果。他忽然发现了一个事实:知识不多的人反倒容易有深厚的情感,而这情感的泉源是我们的古远的文化。一个人可以很容易获得一些知识,而性情的深厚却不是一会儿工夫培养得出的。上海与台儿庄的那些无名的英雄,他想起来,岂不多数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乡下人么?他们也许写不上来“国家”两个字,可是他们都视死如归的为国家牺牲了性命!
枣树的叶子放着浅绿的光,老太太的脸上非常的黄,非常的静,他好像是看见了一幅什么静美而又动心的画图,他想起往日的母亲。拿他十几岁时或二十岁时的母亲和现在的母亲一比,他好像不认识她了。他楞住,呆呆的看着她。她慢慢的从小绿枣子上收回眼光,看了看他。她的眼深深的陷在眶儿里,眼珠有点瘪而痴呆,可是依然露出仁慈与温柔——她的眼睛改了样儿,而神韵还没有变,她还是母亲。瑞宣忽然感到心中有点发热,他恨不能过去拉住她的手,叫一声妈,把她的仁慈与温柔都叫出来,也把她的十年前或二十年前的眼睛与一切都叫回来。假若那么叫出一声妈来,他想自己必定会像小顺儿与妞子那样天真,把心中的委屈全一股脑儿倾泻出来,使心中痛快一回!可是,他没有叫出来,他的三十多岁的嘴已经不会天真的叫妈了。
“用滴着血的喉舌,
我向你们恳求:
离开那没有国旗的家门吧,
别再恋恋不舍!
国家在呼唤你们,
像慈母呼唤她的儿女!
去吧,脱去你们的长衫,
长衫会使你们跌倒——
跌入了坟墓!
在今天,你们的礼服应当是军装,
你们的国土不是已经变成战场?
离开这已经死去的北平,
你们才会凯旋;
留在这里是陪伴着棺木!
抵抗与流血是你们的,
最光荣的徽章,
为了生存,你们须把它挂在胸上!
要不然,你们一样的会死亡,
死亡在耻辱与饥寒上!
走吧,我向你们央告!
多走一个便少一个奴隶,
多走一个便多添一个战士!
走吧,国家在呼唤你,
国——家——在——呼——唤——你!”
不错,钱先生也许只看到了眼前,而没看到“永生”,可是没有今天的牺牲与流血,又怎能谈到民族的永生呢?
由表面上的礼貌与举止,和大家的言谈,富善先生似乎一眼看到了一部历史,一部激变中的中国近代史。祁老人是代表着清朝人的,也就是富善先生所最愿看到的中国人。天佑太太是代表着清朝与民国之间的人的,她还保留着一些老的规矩,可是也拦不住新的事情的兴起。瑞宣纯粹的是个民国的人,他与祖父在年纪上虽只差四十年,而在思想上却相隔有一两世纪。小顺儿与妞子是将来的人。将来的中国人须是什么样子呢?富善先生想不出。他极喜欢祁老人,可是他拦不住天佑太太与瑞宣的改变,更拦不住小顺子与妞子的继续改变。他愿意看见个一成不变的,特异而有趣的中国文化,可是中国像被狂风吹着的一只船似的,顺流而下。看到祁家的四辈人,他觉得他们是最奇异的一家子。虽然他们还都是中国人,可是又那么复杂,那么变化多端。最奇怪的是这些各有不同的人还居然住在一个院子里,还都很和睦,倒仿佛是每个人都要变,而又有个什么大的力量使他们在变化中还不至于分裂涣散。在这奇怪的一家子里,似乎每个人都忠于他的时代,同时又不激烈的拒绝别人的时代,他们把不同的时代揉到了一块,像用许多味药揉成的一个药丸似的。他们都顺从着历史,同时又似乎抗拒着历史。他们各有各的文化,而又彼此宽容,彼此体谅。他们都往前走又像都往后退。
我也知道,杀一个日本人,须至少有三五个人去抵偿。但是,我不能只算计人命的多少,而使鳝鱼们都腐烂在盆子里。越多杀,仇恨才越分明;会恨,会报仇的人才不作亡国奴。北平没有抵抗的丢失了,我们须用血把它夺回来。恐怖必须造成。这恐怖可不是只等着日本人屠杀我们,而是我们也杀他们。我们有一个敢举起刀来的,日本人就得眨一眨眼,而且也教咱们的老实北平人知道日本人并不是铁打的。多喒恐怖由我们造成,多喒我们就看见了光明;刀枪的亮光是解放与自由的闪电。
这次的抗战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须赶走敌人,一方面也该扫除清了自己的垃圾。我们的传统的升官发财的观念,封建的思想——就是一方面想作高官,一方面又甘心作奴隶——家庭制度,教育方法,和苟且偷安的习惯,都是民族的遗传病。这些病,在国家太平的时候,会使历史无声无色的,平凡的,像一条老牛似的往前慢慢的蹭;我们的历史上没有多少照耀全世界的发明与贡献。及至国家遇到危难,这些病就像三期梅毒似的,一下子溃烂到底。
待了一会儿,天上,那凝冻了的天上,有了红光。老人想去找扫帚,可是懒得由袖口里伸出手来;再看一看地上,已经被狂风扫得非常的干净,无须他去费力,揣着手,他往外走。开开街门,胡同里没有一个人,没有任何动静。老槐落下许多可以当柴用的枯枝。老人忘了冷,伸出手来,去拾那些树枝。抱着一堆干枝,他往家中走。上了台阶,他楞住了,在门神脸底下的两个铜门环没有了。“嗯?”老人出了声。
人到底还是未脱尽兽性,连这些以忍辱为和平的人也会你挤我,我碰你的比一比高低强弱,好教日本人看他们的笑话。他们给日本人证明了,凡是不敢杀敌的,必会自相践踏。
在这种心情之下,他得到敌机狂炸重庆,鄂北大捷,德意正式缔结同盟,和国联通过援华等等的消息。可是,跟往日不同,那些消息都没给他高度的兴奋;他的眼似乎盯住了汪精卫。汪精卫到了日本,汪精卫回到上海……直到中央下了通缉汪逆的命令,他才吐了一口气。他知道,在日本人的保护下,通缉令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可是他觉得痛快。这道命令教他又看清楚了黑是黑,白是白;抗战的立在一边,投降的立在另一边。中央政府没有变戏法,中国的抗战绝对不是假的。他又敢和富善先生谈话,辩论了。
牡丹,芍药都开过了,他仿佛都没有看见。他忽然的看见了石榴花。
在这意义之外,他们也就手儿又教北平人多消遣一次;消遣便是麻醉。该冻死的总要冻死,他们可是愿意看那些还不至于被冻死的听到锣鼓,看到热闹,好把心灵冻上。对于这次义赈游艺,他们特别鼓励青年们加入,能唱的要出来唱,能耍的要出来耍;青年男女若注意到唱与耍,便自然的忘了什么民族与国家。
他只知道照着传统的办法,尽了作儿子的责任,而不敢正眼看那祸患的根源。他的教育,历史,文化,只教他去敷衍,去低头,去毫无用处的牺牲自己,而把报仇雪恨当作太冒险,过分激烈的事。
第三部
从历史的背景,他重新看自己。他看出来,他的自信与天真只是一股热气催放出来的花朵,并不能结出果实。他的责任不是只凭一股热气去抗敌,去希冀便宜的胜利,去梦想胜利后的乌托邦。他也必须沉住了气去抵抗历史,改造历史。历史使中国的人民良善可爱,历史也使另一些人别有心肝,打算。他必须监视自己,使自己在历史的天平上得到真正的分量。他看出来,日本人的侵略中国是打开了十八层地狱,鬼魂们不但须往外冲杀,也应当和阎王与牛头马面们格斗。
我不必告诉你,一件一件的,我都作过什么。我倒真高兴能告诉你,我的这点小小的变化。变化是生长的阶段。我并没死,也并不专凭一口怒气去找死,我是像个小孩,或小树,天天在生长。这样,危险困苦也就都不可怕了,因为我的眼是看着远处,正像明月和尚老看着西天那样。我不必再老咬着牙,拧着眉了,而可以既不着急,又不妥协的往前干去;我知道我所干的是任何一个有心思,有理想的人,所应当干的;我能自信了。是的,今天我没有,将来也不会,皈依佛法;不过,明月和尚的确给了我好的影响。我很感激他!他是从佛说佛法要取得永生;我呢是从抗敌报仇走到建立和平——假若人类的最终的目的是相安无事的,快快活活的活着,我想,我也会得到永生!”
来源:《四世同堂》老舍 (选取部分笔记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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