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消费市场受疫情冲击较大,特别是聚集性、接触性消费受限,居民消费意愿下降,不敢消费、不便消费问题比较突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较上年下降0.2%,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2.8%,较2021年明显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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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国内需求是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消费何时能恢复元气被认为是影响扩大内需成效的关键一环。对此,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的《2022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表示,疫情持续扰动下,供需两端循环不畅、居民消费意愿不足等制约消费回暖的因素,有望在2023年得到缓解,我国居民消费有望稳步恢复。
从2023年以来的高频数据看,春节假期,我国客流量、消费数据等均有所恢复。市场人士普遍看好2023年我国消费表现。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叶银丹表示,2023年,在疫情平稳的情况下,消费有望实现两位数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望达到甚至超过60%。消费结构将重回升级轨道,服务消费占比将进一步提高,成为拉动消费的主引擎。
制约消费回暖因素逐步缓解
“近3年来,受疫情影响,我国消费动能进一步放缓。疫情3年(2020年至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同比增速为2.6%,比疫情前3年(2017年至2019年)低6.5个百分点。”《报告》给出的数据体现了疫情对我国消费市场的冲击。
具体来看,在疫情持续扰动下,供需两端循环不畅、居民消费意愿不足。从供给端看,疫情限制了诸多消费场景,导致“不便消费”,聚集性、接触性消费受影响更大。从需求端看,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居民就业、收入、投资理财等均面临一定挑战,导致“不愿消费”。从居民消费信心看,疫情形势复杂进一步增加了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居民风险偏好降低、预防性储蓄意愿上升,导致“不敢消费”。
从目前消费市场运行情况来看,2023年,这些制约消费回暖的因素有望得到缓解。《报告》提出,一是疫情防控优化,消费场景拓展,近几年受抑制的探亲访友、休闲娱乐、旅游餐饮需求将趋于回暖。二是随着经济复苏曲线进一步上行,供给与需求、就业与收入有望形成相互支撑的良性互动。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消费信心恢复,前期积累的部分预防性储蓄有望逐步释放为实际消费需求。三是扩大内需战略深入实施,一系列促消费政策出台落地,全国多地多批次发放消费券,政策效果将逐步显现。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表示,随着疫情防控措施优化,消费场景逐渐修复。经济稳步增长将带动居民收入实现恢复性增长。另外,新的促消费政策将会出台,全面促进消费、加快消费提质升级,2023年,消费有望出现较为明显的好转。
“2023年,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会更大。”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表示,一方面,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调整后,消费会“报复性”反弹;另一方面,在2023年投资和出口都趋弱的背景下,要稳住经济大盘,发力点应该在消费这驾马车上。
实际上,2023年以来的高频数据也反映出我国消费有所恢复。《报告》提出,一是具备较强恢复弹性的行业,例如,出行、旅游、餐饮以及其他接触性服务业。这些行业直接受益于疫情防控措施的优化,春节后的数据也已经明显看到恢复迹象,全年来看预计增长将较为强劲。二是周期反转和政策反复提及的行业,包括汽车、家电等耐用消费品等。
对此,叶银丹表示,服务消费直接受疫情形势和防疫政策影响,具有“下降快、反弹快”的特点。从疫情防控政策优化后的2023年1月至2月数据来看,服务消费呈现出十分强劲的恢复势头。预计服务消费将成为2023年消费恢复的一大亮点,服务消费占比将重回上升轨道,有望达到甚至超过2019年水平。
从收支两端入手提升居民消费率
当然,我国消费恢复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报告》提到,疫情3年,居民收入放缓,资产负债表受到一定程度冲击,居民存款能否更多转化为消费尚待观察,未来疫情演进的复杂性也需关注。新市民和农民工的社保覆盖、失业和社会保险的全国调剂与统筹等影响居民消费的中长期因素还有待进一步改善。
温彬也提到了我国消费恢复面临的三大不利因素。一是疫情的“疤痕效应”。疫情对居民心理和行为模式造成较大影响,比如储蓄倾向上升等,将限制消费需求释放。二是杠杆率因素。2022年,居民部门杠杆率延续上升趋势,对消费的挤出效应显现。三是人口老龄化加剧。
去年以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重磅会议都将消费摆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上,足以看出国家对于促消费的决心与力度。从中长期视角来看,2035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离不开消费引擎的重要支撑,需坚定信心发挥好消费增长的战略推动作用。
“当前,有必要进一步挖掘消费潜能。”《报告》认为,随着我国城镇化步入后半程、资本回报边际趋降、房地产发展模式演变,投资快速扩张的可持续性面临挑战,从经济结构更为均衡稳定的角度看,需要消费动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保持消费稳定增长既有必要又有空间。目前,我国人均GDP已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1.32万美元),但居民消费率还明显低于高收入国家水平。《报告》提出,一方面,可以通过提升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实现,既要着力优化消费环境,增加高品质消费供给,引领创造新增消费需求,又要保持居民收入稳定较快增长,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增强居民信心和安全感,释放消费潜力;另一方面,要完善收入分配格局,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中低收入群体在居民收入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都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需求收缩的扭转是一个长期问题,需要长期的努力。”李迅雷围绕如何提高居民收入提出三点建议:一是要扩大就业。增加国家财政对居民部门的支持力度,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众的收入水平,稳步提高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二是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底气。三是积极倡导第三次分配,改善居民部门内部收入结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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