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尤其是西泠印社创立后，印人的专业化、职业化特点日益突出，其经济意识亦日益增强，基本上都有了自己的润例。如上海书画保存会编印的《中国现代金石书画家小传》中，每位篆刻家都有个人润例；《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也收录了1874年至1949年间的金石书画家润格2000余例。上至吴昌硕、齐白石等篆刻大家，下至初出茅庐的小字辈，甚至像康有为、罗振玉、闻一多等名人贤达，都订润卖艺、论名收银，且锱铢必较。然而，当时却有一位篆刻名家特立孤行，其学习篆刻仅为“玩”而毫无功利之心，他就是长期供职于银行的吴仲坰，也是海派印人中极少数未在报上刊登过润格者。

家学渊源 倾心印学

吴仲坰（1897—1971），别署仲珺、仲军，字载和、在和，斋名有餐霞阁、师李斋、山楼等，江苏丹徒（今镇江）人，篆刻家，复擅书画与印章赏鉴，辑自刻印为《餐霞阁印稿》，并编有《似鸿轩印稿》《郘亭印存》等。

【资料图】

吴仲坰出身于文雅之家，其父吴巽沂，喜爱金石书画，精通文字训诂，壮年时远赴广州任幕僚，故吴仲坰自幼随父流寓岭南。由于其父与粤中文人雅士交游甚广，尤其与岭南篆刻大家黄牧甫的高足李尹桑交情深厚，使吴仲坰自小耳濡目染，对金石书画特别是印学产生了兴趣。吴父便亲炙传授，并于稍长送其至好友李尹桑门下接受“正规训练”（后其自命书斋为 “师李斋”亦源于此）。辛亥革命（1911）后，他随父回到江南，暂居扬州，仍沉迷于此，奏刀不辍，然因山川阻隔，无法请教李师，便独自浸淫秦汉古印，并乐此不疲。当然，影响他一生艺术道路和成就的无疑是在上海的经历。

上海自开埠以后，工商业发展迅速，一跃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其书画市场也随之兴盛，远远超过了昔日的扬州。在吴仲坰15岁那年，父亲带其赴沪并与王秉恩等在旧跑马厅（今人民公园对面、西藏路西首）边上开了一家“和光阁”的古玩店，黄宾虹、庞元济、吴昌硕等艺术大家经常光顾，并品鉴店内金石书画。他有幸追随左右，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亦因此与这些大师结下了一生的友谊。

众所周知，上海是近现代书画家社团组织的萌发地。在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的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吴昌硕、黄葆戉、赵叔孺、丁辅之、黄宾虹、陈巨来等书画篆刻大家，吴仲坰的名字亦赫然在其中。该会成立后，云集了上百名书画金石家，他们以文会友、以艺结社，经常一起相互切磋、谈文论艺，尤其是辛亥革命爆发后，随清王朝垮台，许多从清廷退下来的官员跑到上海作寓公，其中不少人喜爱和擅长金石书画，陆续参与其中。其时，一到晚上，馆内济济一堂，一张大型画桌周围总是挤满了人，有作画题诗的，有品评议论的，有相互交谈艺术创作体会与心得的，直至深夜才纷纷离去。题襟馆的会员常将自己收藏的珍贵书画或印章拿到馆里陈列，彼此观摩研究，有时为鉴别一帧古书画、一方古印章的真伪而争论不休，学术争鸣气氛浓厚。来馆内的还有诸多商界大亨和金融家，他们时常来此购买、收藏名家之作，且出手阔绰，一掷千金。所以，海上题襟馆不仅是文人雅集、艺术交流之地，也是金石书画交易之处。每月一次的集中雅集，总能见到吴仲坰活跃的身影，也正因为如此，他与金融结缘。

事业转折 进入银行

在时常光顾题襟馆的诸多金融家中，除王一亭、盛宣怀等外，多以爱好者、“淘宝”者身份出现。当时的金城银行总经理喜好金石书画，与吴仲坰同乡，接触得多了，便知吴仲坰精通印学、擅长文辞，于是诚心实意聘其为金城银行秘书，负责全行文字工作。自此，无论公文还是私函，均由吴仲坰主笔。

金城银行于1917发起成立，其上海分行存款放款增长迅速，业务不断创新，特别是为了减轻农民的高利贷负担，金城银行上海分行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当时正在全国兴起的农业合作金融业务，开办农业贷款，后联合交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同业组成农业贷款银团，以河南、陕西等地棉农为对象，以县为单位组成农民合作社，为其提供资金，从而使两省农民效益成倍增加，生活有所改善，实属难能可贵。此外，这家银行支持四川卢作孚的民生航运公司和上海大中华造船厂发展，使其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典范，上海分行也因经营有方、敢于创新而成为金城银行最大的分行。

由于经营良好，效益不错，其员工薪资待遇相比同业亦更为丰厚，这不仅使吴仲坰生活无虞，还开始有实力购藏历代名家书画与印章。没想到的是，他这一干就干到了退休。

业余身份 专业水平

如此看来，吴仲坰的本职是银行秘书，其对印学的研究与成就纯属“业余”。但笔者以为，其篆刻水平绝对是专业的，有深厚的艺术功底。李尹桑曾送他两大本厚厚的黄牧甫及自刻印钤，令其摹习，不多时这几本印谱都被其翻烂了，石头也是刻了磨、磨了刻。就这样，学习数年后，其父认为不可止步于此，应穷源人尽流，回归篆刻的源头——汉印。于是，吴仲坰在流派印的基础上，与古为徒。上溯周秦两汉，心摹手追，操刀不辍，深得汉印宁静雅逸之神韵，古意盎然，看似没有自己的风格，实质就是最大的风格。他所作的仿汉铜印古拙斑斓，尤为一绝，足以与海上大家陈巨来相媲美。

吴仲坰的伯父吴芷舲亦以金石书画名世，于金石印学造诣深厚，在见过子侄吴仲坰的篆刻后，深为赞赏。可惜的是，在吴仲坰21岁那年，其伯父去世了，未给予深入指导。好在其父到上海后，与赵古泥交友，并将吴仲坰印稿寄给赵，赵阅后激赏大赞，欲收其为弟子，然因各种原因最终未果。到20世纪30年代，吴仲坰已跻身海上印坛名家之列，在西泠印社出版的《现代篆刻》第七章中，其与李尹桑双双“亮相”，且有“青出于蓝胜于蓝”之誉。1927年，吴仲坰将自己刻的印章拓编成《餐霞阁印稿》，并请同居沪上的银行家、藏书家、诗人秦更年为之作序。从此印谱看，吴仲坰的作品已无黄（牧甫）、李（尹桑）的影子，呈现的是浓厚的秦玺汉印之韵。可见其艺术上不拘师门、不囿前人，自有主张。难怪，赵叔孺赞其印曰：“我认为他的印作比王福庵、马公愚、陈巨来、钱君匋等人，都要高出一头。”笔者以为，此实非溢美之词。

吴仲坰对印学的贡献还在于拓集晚清西南大儒莫友芝的印谱——《郘亭印存》。莫友芝书法名重艺林，而“独治印之精，知者颇鲜。”历史有时就是这么神奇。莫友芝的孙子莫博恒后来竟成了吴仲坰的姑丈，从而使莫友芝的篆刻为世人所识。莫博恒珍藏了祖父刻制的印章20余钮，其白文刀法精熟，刚中寓柔，有秦汉风韵，质朴劲健，浑然天成；朱文章法巧妙灵动，笔画似铁线银丝，给人以古雅端丽之美。吴仲坰见后大喜，将其拓为《郘亭印存》，并广征名家题咏，如赵叔孺、吴待秋、黄宾虹、王福庵、李尹桑、宣哲等，为研究莫友芝篆刻作品的鉴定、辨伪提供了珍贵资料。

世交巨匠 亦师亦友

在吴仲坰的一生中，黄宾虹绝对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对吴仲坰的艺术、职业乃至人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二人交友源于父辈之谊。由于声气相投、腹心相照，这一往来就是一辈子。从现有史料看，其交往十分密切，仅黄宾虹致吴仲坰的信函就有34通。从其内容来看，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彼此交流金石收藏、文字考释及书画篆刻创作。如黄宾虹在信中多次提及并分享其收藏印拓及古物的信息，并多次向吴仲坰讨要一些拓本及资料。二是提请吴仲坰帮其代为打理作品出售资金。由于吴仲坰在银行工作，为人安分守理，故黄宾虹常写信给他托其处理相关资金事宜，从无丝毫闪失。黄宾虹举办八十岁画展后，出售作品所入款项也均由吴仲坰代劳处理存入金城银行账户。这既可以看出黄宾虹对吴仲坰的信任与深交，用今天的话来说，吴仲坰可谓是黄宾虹的个人“理财（财富）顾问”，又说明吴仲坰在银行不仅仅是一位出色的秘书，还是个维客高手，身兼私人银行顾问的角色。三是代转友人书信及书画、印谱等。在探寻黄宾虹与李尹桑之谊时，可以发现李、黄之间基本都是通过吴仲坰中转联系的。如黄宾虹请吴仲坰代其向李尹桑求印一方，“大作精进，可为沆瀣一气。拟求赐镌收藏印，谅所勿却。”同样，李尹桑向黄宾虹求画，应黄宾虹索刻的印章也是托吴仲坰代为转寄。此外，黄宾虹寄给蔡守夫妇的画册、收到唐醉石所刻的印章致谢、为秦更年作画等，都是通过吴仲坰帮他递交。鉴藏家宣哲对黄宾虹所藏古玺极感兴趣，且欲得钤本，亦由吴仲坰代求。

可惜英雄末路。吴仲坰的晚年生活窘迫，时常靠贱卖藏品维持生计，且后辈不孝，1971年悄然去世，其遗作与藏品均被低价出售，烟消云散，不可谓不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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