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没有这样一条路，这些国家今天发展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简直无法想象。”文化学者季羡林曾发出这样的感慨。

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给人类文明留下的烙印是如此之深刻，就连舌尖上的生活细节，也无不透露着这两条千年古道的蛛丝马迹。有学者做过统计，在我国居民生活常见的农作物中，至少有50种以上来自陆路或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名字中有西、胡、番、洋等字的农作物几乎无一例外。胡椒、胡桃、胡萝卜以及葡萄、石榴，来自两汉及南北朝时期的陆路丝绸之路；含有“番”字的如番薯、番茄以及玉米等，源自南宋以及明代以来的海上丝路。如果没有这些丰富的作物，古代中国人的“五谷”，即黍、稷、稻、麦、菽还将长期统治国人的餐桌，从而无缘香甜的西瓜、葡萄，高产的土豆、玉米……也无法创造出明清以降的人口激增与经济繁荣。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两条丝路的文化烙印，何止在中国，在人类文明轨迹上亦然。两千年前，张骞行走在西域大漠，放眼天地之间的一线视野时，肯定不会料想到他所走出的这条通道，在汉帝国灭亡后的两千多年里依旧繁荣昌盛，在两千年后依旧能唤起沿线各国人民的共鸣。张骞的脚下，陆上丝绸之路将当时的东汉、安息、贵霜、罗马四个大国联系在一起。四国人口总计超过1亿，覆盖了当时全球总人口的五成之多。

“丝绸之路的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世界史，丝绸之路是人类文明耀眼的舞台。”面对丝路留下的文化烙印，彼得·弗兰科潘撰写的《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一书如是说。

其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也同样牵动着众多国家民族。

1552年10月22日，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致满剌加佛朗西斯科·佩雷斯神父的信中说：“多亏我主的慈悲、怜悯，迪奥戈·佩雷拉的大船及所有乘客安全无恙来到了Sanchoao港。在此，我们遇到了许多其他商人的船只。Sanchoao港距离广州30里路。许多商人从广州城赶来此地与葡萄牙人交易……”这里的Sanchoao港口，或许就是地处中国广东省江门台山市西南部的上川岛。公元16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已经是联动东西方货物贸易与文化交流的动脉了。在广东江门台山有关海上丝绸之路记载中，南朝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年），天竺高僧智药三藏从印度跨海远航，前来中土弘扬佛法，是有关海上丝路的最早记录。智药三藏途经今台山广海，在此上岸，并在灵湖古寺旁手植一株菩提树以示纪念。后来，西方传教士与商人屡屡乘船途经此处，台山的上川岛和下川岛成为外洋航行到中国的重要标志。

马克思曾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而这源自古中国的三大发明，无一不是通过古丝绸之路传播到全球。古中国人创造的科技成果，通过古中国人蹚出的丝绸之路，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变革。

正是因为两条丝路的影响之广，烙印之深，人们更关注对其的保护、发掘与传承。

2014年6月22日，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批准通过“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世界遗产名录申请报告。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联合提交的这一文化遗产项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项缘起于20世纪末的文化遗产申报工作，历经了多国合作、携手推进的漫长历程，本身也是丝路精神的再现。早在1998年，丝绸之路跨国系列申遗开始酝酿；2006年，项目进入正式启动与推进阶段。2013年1月，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提交申遗报告。作为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线路跨度近5000公里，包括中心城镇遗迹、商贸城市、交通遗迹、宗教遗迹和关联遗迹等5类代表性遗迹共33处。其中，中国境内有22处考古遗址、古建筑等遗迹，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各有8处和3处遗迹。

“世界文化遗产”的定位，意味着沿线所有遗迹是全人类所共有的遗产，而且不仅是实物遗迹，其更具文化意义。它不仅代表了过去几千年间，不同民族之间已经开始尝试“全球化”的沟通和联系，它还宣示着，不同民族的崛起、发展和文化进步有着不同路径选择和历史经验。

与西方大航海和殖民掠夺存在着根本的不同，源自中国的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早在上千年前就谋求协同合作，互利贸易的原始基因。

明代流传至今生产于东南沿海的一些瓷器、铜器，上面印刻着阿拉伯文字，那是几个世纪前的古人留下的“定制化生产”痕迹。在1974年出土、现存于福建泉州的一艘宋代海船上，考古人员惊奇地发现南宋航海人已经发明了水密隔舱技术。南宋发明这项技术的目的，是将满船的龙泉瓷器，安全稳妥地运往西方市场。如今，矗立在泉州街头的市舶司，还在彰显着那段近千年前就开始繁荣兴盛的海上贸易。

不论是舌尖上的历史记忆，还是历史深处的精神追求，这些古老的经济文化事件，互利贸易与和平交往已在陆上和海上丝路沿线开展了上千年。更可贵的是，陆路和海上丝路，作为文化标志，今天仍在启迪着当代人，秉承互相理解、尊重的立场，开拓人类社会多元发展的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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