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各国经济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均是国内经济发展乏力、经济结构不合理、对债务过度依赖、外债资金使用效率低等多项因素，因而防范外债风险势在必行。

近期，国家外汇管理局(以下简称外汇局)公布了截至2016年一季度我国全口径外债数据，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对于我国外债规模及偿付能力的各种猜测和评价，也甚嚣尘上。

纵观2001年以来我国外债余额变动、结构变化及潜在风险，以及深入分析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债情况，可得知我国外债风险目前处于总体可控的状况。未来，需构建和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政策协调配合，共同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近15年来外债规模快速上升

2001年以来，我国外债规模快速上升。

自2001年我国加入WTO之后，伴随着涉外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外债规模(不包括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和台湾地区对外负债，下同)从2001年的2033亿美元快速增至2015年末的1416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过14.8%，大大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直到2015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国内经济下行等影响，外债规模略有下降，2016年一季度末全口径外债余额为13645亿美元。

图1 2001年-2016年一季度末我国外债余额变动及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

进出口贸易快速发展带动短期外债迅速增长。近年来，短期外债增长较中长期外债增长更为迅猛，是推动外债总规模扩大的主要原因。

2015年末，我国短期外债余额达9206亿美元，较2001年末增长了近10倍，年均增长率超过18.6%，高出同期中长期外债年均增长率8个百分点。目前，我国短期外债主要由与贸易有关的信贷(包括贸易信贷与预付款、银行为进出口企业提供的贸易融资等)、非居民(机构和个人)存款、境外短期商业贷款等构成。从其构成看，与贸易有关的信贷占短期外债的比重较高(如2012年3月末该占比超过75%)，其变动占短期外债余额变动的平均比值超过50%(2009年更是高达97%)。

与贸易有关的信贷之所以快速增长，主要是由于我国对外贸易增长迅猛：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从2001年的5097亿美元持续增长至2014年的4.3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过17.8%。2015年，随着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回落至3.96万亿美元，短期外债余额才相应下降。

图2 2001年-2016年3月末短期外债余额及占比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

外债期限结构优化，去杠杆进程逐步放缓

近年来，我国外债总体情况逐步改善，其期限结构、数据透明度、去杠杆进程等均有所优化，促使外债规模逐渐趋稳。

首先，外债期限结构有所优化。2001-2013年，随着短期外债的快速增长，短期外债占比(即短期外债余额占外债余额的比重)快速上升，由2001年的41%上升到2013年的78%，上升37个百分点。此后，随着短期外债增速放缓甚至下降，其占比逐步回落至2016年3月末的62%，较峰值下降了16个百分点。同时，中长期外债占比则由2013年末的22%上升至2016年3月末的38%，外债的期限结构明显改善。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短期外债占比略高，但由于其中近五成是与贸易有关的信贷，一般均以真实的商品交易为基础，对外支付多以货物贸易为背景，大部分并没有实际的资金借入，且基本上没有利息支付，因而相应的外债偿付风险不大。

其次，将本币外债纳入统计，提高了我国外债数据透明度。

2009年以来，随着跨境人民币业务的迅猛发展，人民币外债规模不断扩大。为更加全面、准确地反映外债总体规模，国家外汇管理局自2015年起按照IMF数据公布特殊标准(SDDS)对我国外债进行分类和统计，并按季对外公布我国全口径外债数据，实现了与最新国际标准的接轨，提高了我国外债数据的透明度和国际可比性。

具体来看，将本币外债纳入外债统计，仅是外债统计范围和方法上的调整，不会增加实际的对外债务偿付金额，因而不会引起偿还责任的变化。截至2016年3月末，人民币外债余额为6053亿美元，占44%。这部分外债为本币外债，不存在货币错配风险和汇率风险，将来对外偿还时不需要支付外汇，不直接消耗外汇储备，因此风险不大。

其三，外债去杠杆进程逐步放缓。2015年以来，受美联储加息、国内经济下行等多因素影响，境内机构开始对外债去杠杆，外债规模逐步下降。

从流量看，2015年我国外债项下流入资金(即借用外债资金)12238亿美元、流出资金(即偿还外债本息)15850亿美元，净流出资金3612亿美元;相比之下，2014年我国外债项下流入资金23533亿美元、流出资金16960亿美元，净流入资金6570亿美元。

从存量看，2015年1至4季度，我国全口径外债余额分别为16732亿美元、16801亿美元、15298亿美元和14162亿美元，总体上呈现逐步下降态势。2016年3月末，我国全口径外债余额继续下探至13645亿美元，较2015年末减少517亿美元，降幅3.6%，较2015年第四季度降幅低3.8个百分点。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入，目前部分企业已接近完成债务去杠杆化进程，“直接投资：公司间贷款”(以下简称公司间贷款)等外债余额开始止跌回升：2016年3月末，公司间贷款余额较2015年末增长149亿美元，增幅为7%，扭转了2015年以来的下降态势。

图3 2014年末以来全口径外债余额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

其四，跨境融资便利化政策落地，将推动外债规模趋稳。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的通知》(银发〔2016〕132号)，自2016年5月3日起，将本外币一体化的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试点扩大至全国范围内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对金融机构和企业，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不实行外债事前审批，而是由金融机构和企业在与其资本或净资产挂钩的跨境融资上限内，自主开展本外币跨境融资。未来，随着上述跨境融资便利化政策的正式落地实施，我国外债规模将进一步趋于平稳。

审视全球各国外债安全线

外债作为一种资源，适度利用有助于一国经济发展，但如果过度依赖和不合理使用则可能产生债务风险。

国际上通常采用一些流量指标和存量指标来衡量经济体与外债有关的潜在风险。其中，流量指标主要用于衡量经济体的偿付能力，包括负债率、债务率、偿债率等;存量指标主要用于衡量经济体是否有能力获得足够的流动资产以履行其短期偿付义务或是否面临流动性问题，主要包括短期外债余额与外债总余额之比、短期外债余额与外汇储备之比等指标。

其中，负债率反映经济体外债规模与其经济实力之间的关系，目前国际上比较公认且相对保守的安全线为20%;债务率则衡量外债可持续性，通常出口能力越强，外债清偿能力越大，国际公认安全线为100%;偿债率则是综合反映偿付能力和流动性的混合指标，国际安全线为20%。而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之比这一指标，反映当经济体偿还外债的其他支付手段不足时，可动用外汇储备资产来偿还外债特别是短期外债的能力，国际安全线为100%

由此分析，可得出我国外债风险的国际水平。

从外债存量规模看，世界银行的季度外债统计数据显示，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荷兰的外债规模，位列向世界银行报送外债数据的75个经济体的前5位，其2015年末外债余额最高的美国和英国分别为177104亿美元和82539亿美元。外债规模位列发展中国家前列的分别为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墨西哥，其2015年末外债余额分别为14162亿美元、6650亿美元、5158亿美元和4181亿美元。总体上，发达国家外债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其中美国又远超世界其他国家，体现了各国利用外债资源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从外债风险指标看，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的负债率等大部分指标在公认的安全线以内，而美国、英国和德国等发达国家各项安全指标高于公认安全线，但却未发生债务危机，表明发达国家的外债抗风险能力较高。

一方面，发达国家货币是主要的国际结算和储备资产货币，其本币外债占比较高(如美国本币外债占比高达94%)，外债偿还受汇率波动影响小，还可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来偿还债务;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及前景相对较好，金融市场相对发达，通过发债等在国际市场上筹借资金的能力较强。

表1 部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2015年末外债风险指标

金额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季度外债数据统计库(QED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IFS)。

我国外债风险总体可控

纵观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本世纪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其外部表现为负债规模超出了其清偿能力，到期无力偿还债务，但深层次原因都是国内经济发展乏力、经济结构不合理、对债务过度依赖、外债资金使用效率低等多项因素的综合作用。

因此，为有效防范外债风险，客观上要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共同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从我国情况看，随着近年来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国民经济总体上呈现持续快速增长，对外经济蓬勃发展，外汇储备增长较快。虽然2015年以来面临国内经济下行、经济结构调整等困难，但经济增长速度仍居世界前列。

在此背景下，尽管我国外债规模在持续扩大，从1985年的158亿美元上升至2016年3月末的13645亿美元，但主要外债风险指标一直处于低位。例如，2015年末，我国负债率为13%，债务率为58%，偿债率为5%，短期外债和外汇储备之比为28%，均在公认的安全线以内，也优于发达国家和经济规模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相关外债风险指标，

因此，总体上看，我国外债风险可控。

下一步，外汇局将继续积极构建和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密切关注外债总体规模及结构变化等情况，加强事中事后监测分析，有效防范外债期限和币种错配等风险，并以此防范异常跨境资金流动风险，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本文作者系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司长 郭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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